要充分看重字义在语文学习中的要紧地方长期以来教学中多讲词义,本文却强调字义,这并非说词义无需提,而是由于汉语中负载语意的基本单位是字,字义搞不清,用它组合起来的哪一级语言单位的意思都可能搞不清。所以古往今来,大家学语文（尤其是书面语）首重字这个环节。戴震念书一字必求其义的故事（见《汉学师承记》卷五）正反映了这一规律。这一规律,对今人的语文学习也同样适用。
今天反映语文学习水平的一个敏锐问题是学生错别字多,高中甚至大学的学生也不例外。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好,缘由当然不少,但对一个字不求其义,显然是非常重要是什么原因。比如,类似下面如此的音形易混字:砭、贬赃、脏销、消胫、径沓、踏折、拆咎、究交、缴才、材申、伸训、驯偿、尝这种字出错率极高,如不从字义上分清,是无论怎么样也难学会好的。而这类字的字义分辨又并困难,如无有力手段,时而分清时而分不清的问题就非常难解决。又如类似下面如此的极容易用错的词:权利、权力世故、事故度过、渡过法治、法制事务、事物委屈、委曲必需、需要以至、以致合法、正轨截止、截至意气、义气致哀、志哀如此的词也不少,被叫做半同形词,词与词只一字之差。这种词常常被用错固然是词义没学会好,而词义没学会好是什么原因则还在于所差的那一个字。权利和权力意义上有什么区别不就是利和力的意思不同吗？不只很多同义词、近义成语的分辨要靠这一字之差的敏锐,其他很多词汇之所以较难学会,难题也常常是一个字的问题。比如:匮乏褫夺蟊贼吞噬丝绦祛暑床箦僭越卷帙浩繁畏葸不前揆情度理以儆效尤这类画线的字,学会起来的确要费点事,而含如此的字的词汇为数也相当不少。从消极方面说,字学会得不好,会致使错别字难纠正,致使语汇贫乏;从积极方面说,字学会得好,错别字当然就少,语汇也势必丰富。所以吕叔湘先生说:有人倡导只讲词义,不讲字义,这也是片面的。汉语词语的基本单位还是一个一个的单字。应该把现代汉语中最有活力的两千来个字（估计低于此数）给学生讲了解。（《吕叔湘语文论集》３１８页）弄清字义,与词汇的学会有直接关系,与更大范围的语言应用也有非常大关系。清代的朱骏声曾说念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见《说文通训定声》奏折）。他把识字的重要程度提到通经---对经典著作透彻理解---的高度,固然有其作为训诂学字所强调的特定内涵,但若从需要透彻把握定义的意思上来理解,如此强调识字的重要程度确也并不过分。学生读《为了忘却的记念》,第一段总是读不懂,但如可以注意到鲁迅所说的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和他非常想借写这篇文章将悲哀摆脱中的悲愤与悲哀两词,尤其是若能对其中愤与哀两字感觉非常敏锐,那样对鲁迅此刻要化悲痛为力量的感情就会有十分真切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而是自己从文字中读出来的。这是字义与阅读的关系。写作中对字义就更不可以含糊,一字之差就可能致使定义、情味大相径庭。改一字则境界全出、误一字则思路不畅的情形在写作中并不罕见。所以,即便是较高层次的语言应用也不能离开字义的修养,而中学阶段要打好语文基础,又怎能对字义问题不予高度看重呢？字义的学会有较高困难程度,由于字义是抽象的,假如不可以连同肯定的背景常识一并来理解,对字义是不可能真的学会、真会应用的。譬如,小学生开过运动会,就能懂各就各位这个指令,但非常难学会这个就字;学过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学过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史记·信陵君窃符救赵》）,或许对这个就字会渐渐了解起来。假如平常对就近入学就职演说来宾请先就坐等说法也并不粗心过去,那样对就字的这个意思就大概心领神会了。因此,字义的学会决不是把注释里、字典上的解释背下来就能济事的,这件事要一直贯穿在语文学习过程中,一直给予充分看重,还要有适合的办法,反复的练习,才能真的奏效。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教学中对识字的重要程度认识不足。或者觉得这只不过小学和初中低年级的事情,到了初中三年级以上就不必再强调这件事情了;或者把辨别字义的需要减少到仅仅限于常用字的一般认读和书写,而忽略了对字义在不同层次上辨识学会的复杂性,割断了确切学会字义和较高层次语文能力的有机联系。应当说,长期以来学生语文学习负担重而水平不高的种种弊病都与此不无关系。
字义教学不应当简单地以需要学生解释字义为目的,而应当努力使学生渐渐形成一种科学的、可以满足语言应用需要的、反应敏锐的字义辨识机制。为了使学生形成如此的机制,一方面应进行理论研究,探索怎么样打造反映上述层次需要的练习系统,一方面要积极改进教学办法,不断积累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教学实践经验。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我想应有如下的意思。
１ 两个不脱离的原则要让学生学会常用字的既定意义,学会准确理解字义的基本原则。字的义项是既定的,譬如前面说的就字,有挨近、到成趁便等若干基本意义,都是既定的,不是任意加给它的。在用一蹴而就这个成语时,就字还可能被讲成办成、讲成完工、讲成大功告成等等,但都在成这一既定的基本意义以内。对字义的准确理解,需要在其既定的基本意义以内,同时又要符合语言环境。脱离字的既定意义,属望文生义,是学会字义的大忌;脱离具体语境,则胶柱鼓瑟,不可以致用。这两个不可脱离,是准确理解字义的基本原则,不可以只顾一头。在文言文教学中,学生常犯的问题是把串讲一概当成讲解字义的依据,这种本末倒置的办法十分有害。比如至于劝善规过就够了一句,课文下面注释为可以做到规劝行好事不可以坏事就不坏了（高中语文第二册《问说》）。这只是串大意,但学生常据此对号入座地去解释,误以为:至于＝可以做到,足＝不坏,这就脱离了字词的既定意义,导致错误定义。其实至于和足不讲解也行。而若觉得这里的劝＝规劝,就又脱离了具体语境,由于规劝与行善搭配不起来。这个劝就是劝勉的意思,与劝学劝业场的劝同义。对串讲（或翻译）和字义的准确讲解不加区别,比较容易违背理解字义词义的基本原则。要引导学生正确用注释,分清哪是解释,哪是串讲大意或翻译,不然不可能提升字义的认知层次。
２ 贵在精要管用,预防烦琐哲学字义是一门大学问,包罗万象,让学生走进这扇大门,就要随时想到少则得,多则惑。即便是常用字,更不是个个都有解释的必要。有的字义本不难学会,但讲解起来非常困难。譬如想玩就玩,想睡就睡的就如何讲？非要去讲,就只能以艰深言浅易,浅入深出。作为研究专门学问,艰深不可防止;但作为教学,一脱离学生的实质就没生命力;作为母语学习,则更要重视实质应用。还有的字义,假如讲解一番,可能也有某些好处,但若不讲解,也完全不会干扰语意的理解,它是有弹性的,如学生已满负荷,就要割爱。对字义要有不释这条原则,不然终究要把学生引入误区。我不只一次遇见学生提如此的问题:老师,‘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这两个‘在’当什么讲？听到如此的问题,真是既心疼学生的求学精神,更深恶烦琐哲学之误人不浅。应选择那些用频率高,学生一见就认得,但意思却并不了解,而又容易成为障碍的字为解释重点,反复加大练习。其中有些义项太多,要认真筛选,以简驭繁。譬如前面多次说到的就字,《现代汉语词典》上共列出１８个义项,但若把引申距离不太远的适合合并,把可以不释和学生一般用不着的那些删掉,那样剩下的大约就是前面说的挨近、到成和趁便这三条。词典上义项的划分未必不科学,但对学生管用的常识需要精要。只有精要的常识才大概活在他们的语言应用当中。
３ 联系实质,突出应用学会字义的常识,不可以不靠字典,但需要紧密联系实质,联系语言应用。脱离应用的需要,让学生给字词去解释,是劳而无功的事情（《吕叔湘语文论集》３１８页）。只有在听、说、读、写的时候了解关注字义,文字修养才会有效地提升。因此,要积极引导学生联系语言应用的实质来质疑。老师的用语、教室的墙报、学校的专栏,都应允许学生质疑,并予鼓励;同时还要倡导学生在念书看报时咬文嚼字,存是去非。假如对文字应用持粗心甚至麻木的态度,不去积极排除干扰,那样很不容易弄了解的一点语言常识必然付诸流水。所谓一傅众咻,正是对这一规律的形象说明。联系应用,最利于激起学习的主动性,也最容易于使学生学到有用的常识。下面试举学生在读报时发现的三例:１）英国王妃戴安娜过世,有关报道说某处决定全国降半旗致哀（《环球时报》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４日２版）。致哀应为志哀。由于降半旗只能是以志悼念的意思;假如发唁电,则可说致以悼念。２）同一版另一篇文章说英国王权的尊严已发生衰变。应说已经衰落。衰变是个专门用语,指一种放射性元素变成了另一种元素,是蜕变的意思。这里的王权尊严,说衰是对的,强调变则难讲通。３）介绍某产品说可以降低问题突发的机率（《精品购物指南》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２日）。《现代汉语词典》只有几率而不收机率,说明这个字是不可以任意换用的。由于几率（即概率,亦称或然率）指的是一种相对于无穷来讲的量,表示的是一种发生的可能性,可能发生也会不发生,是逼近于准确、然而又不可以说肯定准确,但又是准确的。如此的内涵,用几表示最适合。这里的几,就是几乎的几,是近乎接近于的意思,读过学之所以不可以几于古者,非此之由乎（《问说》）之类的句子,高初中生对这个意思能领会得比较了解。假如改用机会的机,对这个复杂定义的体现就不够好,刚开始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定为几率是非常有道理的。从这几例也不难看出,用字正误优劣的问题与多方面文化素质的培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提升对字义认知的层次,既是语文课的一项基本任务,又是体现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的要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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